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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京的博客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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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

职业:教授 位置: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个性介绍: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安乡人。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主讲教员。著有个人专著《国际投资论》、《中国经济难题》等多部,近年来撰写出版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等,在国内广大党政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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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的代价  

2013-06-22 10:05:27|  分类: 经济分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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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文明”的理解与大家一样,是褒义词。若说某人行为不文明,那一定不是好话,是批评。据专家称,“文明”一词在中国最早出自《易经》,泛指文化涵养;而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则源自拉丁文“Civis”,直译为城市居民,寓意是指先进的文化状态。若对文明作这样的解释,那么我写“工业文明的代价”是否有点文理不通?

是的,读者完全有可能问,文明有代价吗?我的回答当然有。特别是工业文明,不仅有代价而且代价还非常高。今天学界之所以要讨论文明转型,不论出于何原因,归根到底我认为就是因为工业文明的代价已不堪重负。若非如此,大家怎会如此重视这个问题呢?至于工业文明为何会有代价我后面谈,这里先从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说起吧。

迄今为止,学界认为人类文明已经历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两个阶段,目前正向生态文明迈进。当然也有人说农耕文明前还有一个原始文明阶段,不过此点有争议,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且与本文关系不大,故存而不论。而我所关心的,是人类文明为什么会转型,或者说推动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研究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有个视角我认为可借鉴。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哪个阶层拥有最稀缺资源,他们就会成为主导阶级,社会性质也由此而定。比如奴隶社会,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最稀缺的是人手,所以拥有奴隶的奴隶主就成了社会主导。后来随着人口增长,人手不再稀缺而土地变得稀缺,则地主成了统治阶级;再后来发现了新大陆,土地不再稀缺而资本稀缺,于是资本家成为了统治阶级。

当然,用“稀缺”解释社会转型只是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从另外的角度(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解释,而且那样也许会更科学。不过即便如此,我则认为用“稀缺”解释文明转型可取。比如封建社会产生农耕文明,原因就是粮食短缺。马尔萨斯当年主张控制人口,理由是粮食增长要比人口增长慢。也正由于粮食短缺,所以封建社会的文化风俗以及各类祭祀活动皆与粮食生产相关,这样就产生了农耕文明。

事实上,马尔萨斯只说对了一半。封建社会前期乃至中后期,人口确实比粮食增长快,但到了末期,由于工具改进与耕作技术进步,温饱基本解决,人们需求层次提升,“奢侈品”就显得稀缺,这样便催生了工业文明。如穿的方面有了缝纫机、尼龙、涤纶;吃的方面有了甜菜糖、罐头、汽水、巧克力;住的方面有了电梯、钢筋混凝土建筑和摩天大楼;行的方面有了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

工业社会的到来,无疑丰富了人类的物质供应,但同时也损坏了生态。相对物质供应来说,好的环境反而稀缺了,今天人们更需要洁净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与优美的环境,于是工业文明又开始向生态文明转型。事实的确是这样,就在三十年前,国人还把“烟囱林立”作为文明的标志,可如今显然不同了,媒体时有报道,有地方招商引资由于项目有污染而遭居民抵制。

分析了文明转型,下面再谈工业文明的代价。所谓工业文明的代价,其实就是指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众所皆知,工业的载体是企业,工业所以会损害环境,经济学认为根源在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举个例,一家造纸的工厂,其私人成本是企业的直接成本(原材料、工资及管理费),而排放废水废气对环境的损害企业不补偿,故称社会成本。问题就在这里,由于社会成本企业不承担,企业自然是不会去顾及环境的。

由此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企业损害了环境,社会成本何不让企业承担?是的,环境成本是该由企业承担,可事实上却没让企业承担。何以如此?个中原因我认为有二:一方面,是以往人们对环保的需求并不强,如首钢当年建在北京就足以说明此点;另一方面,工业化初期若社会成本让企业承担,有些产业怕是搞不起来。仍以钢铁为例,若环境成本皆让企业支付,一五时期的各大钢厂绝对生存不到今天。

不过这都是以往的事了。今非昔比,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到中期,工业文明的代价已越来越高,人们不可能再熟视无睹。当然,不是说今天企业的污染比过去严重,现在企业处理排污的技术要比从前高明得多。我这里所说的代价是从机会成本看,由于今天人们更重视环境,或者说环境已变得更值钱,这样发展工业的机会成本比以前就更高了。

正由于这种环境的压力,所以政府高层多次强调推动工业文明转型,此乃大势,刻不容缓。当下的难题,是我们该怎样做?对此我的观点很明确,总的思路,是设法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私人)成本。我曾为文说过,社会成本分担实际就是科斯讲的界定产权(排污权);而产权的界定则以交易费用为依归。说得直白些,社会成本内化不必一刀切,应依交易费用相机抉择。只要把住这原则,具体怎么做我想政府一定清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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