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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

职业:教授 位置: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个性介绍: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安乡人。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主讲教员。著有个人专著《国际投资论》、《中国经济难题》等多部,近年来撰写出版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等,在国内广大党政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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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教授的悖论  

2007-02-20 21:48: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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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斯教授因提出有效的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观点闻名天下,尽管这一观点是革命性的,其实并不完善。为此,诺斯潜心钻研,最终形成了包括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在内的严密的理论体系。1981年,他的又一代表作——《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出版,标志着诺斯教授的这项工作大功告成。

如果产权制度富有效率,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但诺斯颇有点令人沮丧地说:“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上并不常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产权的界定不是免费的。众所周知,产权的界定是一件很扯皮的事,有关纠纷无论在国家之间,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屡见不鲜。据称,海湾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伊拉克和科威特关于石油的产权之争。两国的油田在地下是相通的,并且向科威特倾斜,伊拉克觉得自己吃了大亏,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竟然诉诸武力,酿成了战争悲剧。在日常生活中,关于一片树林、一条河、一处矿产的争端也是时有所闻,电影《老井》,就是描写两个村子的村民为争一口井而大动干戈的事。再说,即使产权得以明晰,但有时实施起来,代价也相当高昂,令人不堪承受。

对此,诺斯举了一个海洋运输的例子。在茫茫大海上,武装的海盗十分令人憎恶,他们神出鬼没,随时觊觎着过往商人的钱财,使人惶惶不安。在这里,产权是明晰的,商人们拥有船上货物的产权,但要实施这种权利,却很困难。无论商人自己成立一支武装来保驾护航,还是花钱雇用护航队,费用都相当高,甚至超过海盗掠夺造成的损失。可见,产权完全由私人来界定和实施,成本会很高。所以,必须凭借国家之力。我们可以把国家看作我们的佣人,当然,她的作用不只是端茶送饭、洗衣刷碗,而且还要为我们建立和实施产权,作为回报,我们付给她税收。由于国家拥有暴力机器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与私人相比,实施产权时的成本要低得多。

    既然产权制度的好坏,决定了经济增长与否,而国家在制定产权方面又是大权在握,所以,无论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与国家都有很大的关系。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故而诺斯教授提出了一个悖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经济衰退肯定会造成人们收入下降,税收减少,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可是国家明知如此,为什么会“飞蛾扑灯甘就火”,设计出效率低的产权呢?这,还得从国家的性质说起。

国家究竟为何物?学者们有形形色色的说法,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国家是统治者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另一种则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她要为公民效力。而在诺斯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他认为,对国家来说,剥削和契约两种属性,“皆备于我”。国家有两个目的:一是使统治者的收人最大化。二是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然而,这两个目的并不是并行不悖,而是时常冲突。

诺斯举了西班牙近代初期土地政策的例子.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的日益匮乏,提高农业生产率显得更为重要,但西班牙国王早就授予羊主团在西班牙放牧羊群的专有权。地主料到迁移的羊群随时会来吃掉或践踏他们的庄稼,不愿精耕细作。土地产出率自然高不到哪里去。国王为什么不废除羊主团的特权,代之以一种有效率的产权,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呢?因为国王的大部分收入来自羊主团。尽管取消他们的特权后,社会收入可能增加,但短期内将危及国王的利益。可以说,正是由于统治者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冲突,引起了对抗性行为,导致历史上战争、政变、暴乱绵延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社会动荡不安,国家也就由此时兴时衰。

    在经济学家看来,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经济人”总是无时无处不在,他们满脑子个人私利,一有机会就想贪便宜,搭别人的“便车”。比如一些人认为,既然不交税也照样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自己何不搭搭其他纳税人的“便车”。于是绞尽脑汁,玩弄各种手腕来逃避税收。要避免“搭便车”行为,必须确定产权并不打折扣地实施,比如打击偷税漏税、保护知识产权等,但这些需要大量费用,有时甚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徒劳无功。因此,要借助于另外一种力量,即意识形态来达到目的。

其实,关于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早已作过论述。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总结起来便是“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他认为,正是这种社会观念,促使人们拼命地去追求利润,个人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在中国和印度等东方社会,“农本商末”,“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心里排斥商业活动,因而抑制了经济的成长。

但是,诺斯决非人云亦云之辈,他高明地将意识形态和产权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所说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人们的世界观。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对错,什么是美丑,从而促使人们在价值判断和行为判断上取得一致看法,并提高人的诚实、信赖、良心等优秀品质。因此,它具有教育功能,使人不再老是一心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减少“搭便车”行为。例如,纳税人会主动申报纳税,小区居民会积极参与公共设施建设等,这些都将大大降低实施产权的交易费用。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对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都乐此不疲。

    诺斯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给人们很多启示。既然国家可为“救世观音”,又可为“洪水猛兽”,我们就要趋利避害,将政府行为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否则,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尽管增加了他们自己的收入,却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另外,诺斯也提醒人们,意识形态是一把“双刃剑”,对经济发展举足轻重,所以人们在重视物质生产的同时,千万莫忘了抓意识形态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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