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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

职业:教授 位置: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个性介绍: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安乡人。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主讲教员。著有个人专著《国际投资论》、《中国经济难题》等多部,近年来撰写出版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等,在国内广大党政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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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失业打持久战  

2007-02-17 12:17: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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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多,仅每年的新增劳动力,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为了安置这庞大的劳动力大军,近年来政府是频频出招,几乎使尽浑身解数。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欠帐过多,处理起来自然是积重难返;而体制转轨,又加剧了失业。所以,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惟有辨证施治,才有可能找到一个治标又治本的办法。

    改革开放前,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那时候,失业和通货膨胀,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两大顽疾。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不应存在失业。为此,政府把就业“统筹”起来,以员定编,按照每年增加的劳动力,将就业指标下达给各个企业。当时,企业是国有的,人员安排,政府说了算,所以就业矛盾并不突出。可后来发现,为了全民就业,我们是打肿脸了充胖子,付出的代价太大。企业是“经济人”,按理说,只管赚钱,解决就业,是政府的事。但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企业却扮演了“政治人”角色,背起了社会包袱,一个人的事,往往安排两、三个人去干。

  中国有句俗话: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人浮于事,你指望我,我指望你,事情最终就没有了着落。事实上,我们的国有企业,业绩普遍不佳,冗员充斥,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政府还制定了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不管是否容纳得下,几亿农民,全被限定在土地上。结果,城里人,长一级工资,是望眼欲穿,乡下人,能填饱肚子,算是万幸。就这样,我们用贫穷,“战胜”了失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至此,我们开始摒弃计划经济那一套,开始摸索着搞市场经济。22年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成果令人鼓舞。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民由离土不离乡,到离乡不离土,到离乡离土,大批打工仔、打工妹涌向城市,城镇居民感受到了就业压力。企业进行三项制度改革,有了用工自主权,为了降低成本,纷纷压缩战线。尤其是近几年,国有经济实现战略性调整,部分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同时,国有企业为了脱困,减员增效,从而导致了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成了当今国人关注的焦点。

  时下有不少人,将失业归罪于改革。表面上看,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日益严重,的确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然而,失业并非改革之过,改革只是将从前有职无工的隐性失业,变为水落石出,明朗化了。实质上,有市场的地方,就有失业。综观世界各国,无论何种社会制度,只要搞市场经济,没有不存在失业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失业斗争了几百年,失业至今仍然困扰着各国政府。那么,市场经济为什么注定会有失业?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做了解释。

  凯恩斯说,人们大抵上都有这样一种心理,随着收入增加,人们只会将部分收入用于消费,其余的钱会存进银行,并且收入越多,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也就是消费倾向递减。由于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同时,随着投资增加,由于供求机制的作用,资本品的价格会上涨,产品的价格会下降,银行的利率也会提高,结果,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由此又引起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使得有效需求总是小于供给,于是出现生产过剩,随之而来的就是企业减产或是关门,企业不能正常开工,员工必然要失业。

  既然失业是市场经济的连体婴儿,相伴相随,那么我们搞市场经济,免不了要长期面对失业,所以政府一定要有与失业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仗”如何打?这几年,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套路,如建立再就业中心,为失业者提供就业信息;对下岗职工进行培训,使他们具备从事其它职业的技能;甚至用行政命令,要求国有企业就地消化下岗职工等等。

  无庸置疑,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就业矛盾,但事实求是地说,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论怎么说,就业就是要让人有一个饭碗,铁饭碗没有,泥饭碗总得有一个。可是,人多碗少,即使大家都获得了充分的就业信息,拥有十八般武艺,但也只可能是一部分人捷足先登,终归会有人空手而归。要想人人都有饭吃,惟一的办法,就是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应以创业推动就业。

  要以创业推动就业,就必须扩大投资。投资只有两个源头:政府和民间。如果政府确实兜里殷实,当然也可以亲自出马。但一般来说,政府投资,追求的往往是公益目标,所以,即使能获利,也只能是薄利。西方发达国家,尽管财力雄厚,若能由民间资本代劳,政府绝不去凑热闹。我国政府,目前手头还不宽绰,投资更要依靠民间。可民间资本,只做赚钱的买卖,政府要想请它们出山,就得给它们好处。而政府最有诱惑力,且又能兑现的,就是减税。所以,要推动就业,就要减税。

  近几年,理论界一直呼吁减税,可政府那边,却不见动静。政府不同意减税,当然有它的理由。改革年代,千头万绪,如果政府手中无钱,将寸步难行。况且,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税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税率,与同类国家相比,并不算高,维持现行水准,也合情合理。但是,税率高低与国家贫穷,是否有着天然的联系?对此,我们不敢妄下结论。不过明摆着的是,越穷越收,越收越穷。发达国家税率低,可人家政府的日子却过得很滋润,因为它们经济总量大,多中起利。

  如果我们降低税率,就能把蛋糕做大,那么,对政府来说,除了照样可以切得较大一块外,还能换取民心,刺激投资;对企业而言,能增加利润,扩大生产;老百姓也会因此大受其益,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免受失业的痛苦,而且还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收入。老百姓收入增加,消费自然也会增加,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上来了,需求和供给就会步入一个良性循环。真如此,最终出现的,将是政府、企业和百姓三赢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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