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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

职业:教授 位置: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个性介绍: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安乡人。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主讲教员。著有个人专著《国际投资论》、《中国经济难题》等多部,近年来撰写出版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等,在国内广大党政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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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流转的困难  

2007-01-31 13:10: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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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匮乏,这是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问题是面临着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应对?明智的选择,恐怕只能在保护耕地的同时,提高耕地的使用效率。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一种资源越稀缺,就越要研究它的配置方式,提高它的配置效率。相反,一种资源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比如阳光,倒是没有必要去研究它的配置的。这就是“经济”为何始终是和“稀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从联产承包开始,我们的农业基本上是分散经营。相对于早年大一统模式,分散经营有它的好处,就是能够治闲治懒。农民掌握了土地经营权,缴足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因而能调动生产积极性。可分散经营也有它与生俱来的缺陷,就是等农民的生产热情释放殆尽后,再想提高劳动生产率,恐怕就难了。

  是的,鱼缸里养不出大鱼。人均一亩四分地,没法取得规模经济。俗话说:“养羊不成群,还得占个人”,占人是一方面,还得占用其他经济资源。地种得不多,可干活用的家什,每家都得买,这就是资源浪费。你想借着使,可农时不等人,要抢收都抢收,要抢种都抢种,等你把人家的农具借来,黄瓜菜都凉了,种啥都晚了,不重复购置能行吗?

  这些年,国家要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有些基层的同志抱怨,说农民缺乏市场观念。实际上,这也不能全赖农民。生产规模太小,归里包堆也就打1000斤粮食,一家三口人,还得留下900斤的口粮,就是把剩下的100斤全卖了,商品化比率也只有10%,他能有多大的动力去关心市场。所以,分散经营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养牛耕田,喂猪过年,小农户、大市场,很难对接起来。再就是科学种田,早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家家点火,户户冒烟,你说能“科学”到哪里去。种田也是这个道理。

  新世纪之初,政府就提出要在稳定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推动土地流转,无疑这是件好事。有人测算过,按照我们目前的条件,种植经济作物,耕作规模不能低于170亩,粮食作物不能低于300亩,低于这个规模,种地的收入就上不去。所以说,搞规模经营是大势所趋,至于怎么搞法,可以再探讨,但前提是土地必须流转起来。

  其实,现在在很多地方,农民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要求。人家在城里有工作,或者在外面有买卖,不愿在家种田,你非按着牛头强喝水,那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弃耕。这种现象,在全国已有不少。我们本来就土地匮乏,却还有良田撂荒,岂不可惜?而反观那些土地流转比较成功的地方,劳动生产率、每亩产出率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比率都有很大的提高。我们有什么理由“趋害避利”呢?

  推动土地流转,政府要有所作为。但困难在于,由于农民收入偏低,大家手里都没有多少积蓄,有些农户想搞规模化经营,可手头缺钱,买不起别人的地;即便买得起,也未必有人敢卖。中国的农民土地观念很重,视地如命。有些农民,已外出务工多年,可耕地还是要攥在自己手里,宁可抛荒、不可失土。为什么?说白了是外面的世界充满风险,一旦在城里呆不住,最后还得回来守着那几亩地。

  要解决“买不起”与“不敢卖”的矛盾,政府就得站出来,助农民一臂之力。比如由政府出资,开办国家土地银行。土地银行为政策性银行,其职能一是接受土地使用权的分期抵押,为进城创业或务工的农民提供贷款;二是把进城农民抵押的土地,按期限转贷给实行规模经营的农户。如此,土地银行作为中介,一手托两家,使想多种地的农民,可以从银行贷到耕地;让不愿种地的农民,进城也走得放心,因为只要抵押到期,他还能把土地再赎回来。这样,就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中国农业要实行规模经营,最终的办法,还得减少农民,鼓励农民去城市安居乐业。可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却严重地阻碍着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换。的确,我们的户籍制度,就像一堵无形的高墙,将人们泾渭分明地分割成了两种身份:农民和市民。除了为数不多的例外,大多数农民的子女,被牢牢拴在土地上,以农为本世代相继;由此使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长期处于凝固状态。

  现行户籍制度的另一重负面作用,就是阻碍了土地的流转。大量的农民虽在城市中务工,却无法取得市民的身份,因而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如此一来,农民不得不将土地作为自己最后的保障,即使自己暂时不种,也不愿放弃土地的承包权。这不仅不利于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而且也制约了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户籍制度,但大都不象我们控制得这么死。比如在泰国,农民或市民,只是一种职业的象征,并不代表其法律身份。农民可以迁往城市,市民也可以迁往农村。不管是谁,只要在一个地方居住6个月以上,就可以到当地有关部门办理户籍登记。在美国,户籍管理更为宽松,居民不用办理户籍登记,而只需凭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号,就可以在全国各地居住或工作。

  我们的户籍管理制度,是过去计划经济的遗物。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人口迁移的行政控制方式,应该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也符合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毕竟,我们不应将人类文明的推进,建立在身份控制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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