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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京的博客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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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

职业:教授 位置: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个性介绍: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安乡人。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主讲教员。著有个人专著《国际投资论》、《中国经济难题》等多部,近年来撰写出版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等,在国内广大党政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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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看住国资委  

2006-12-29 21:23: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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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但毕竟只是代表,不是真正的出资人。而且政府出资与自然人出资也不同,自然人出资,企业亏损由自然人负赔;而政府出资的企业亏损,则由全体国民分摊。于是笔者不禁要问:国资委大权在握,管人管事管资产,万一管坏了怎么办?国资委的官员能否担责?假若不能担责,那么我们凭啥要把权力交给他们?

 国企改革已历经20余年。在这20年里,围绕国企改革的“攻坚”,就有不下三次。而且每一次攻坚,都是媒体热炒、捷报频传。而今天人们面对的现实却是:改革的成本越来越高,政府的调子越来越低。

  1983年,政府着手国企改革,当时的口号很明确:“搞活国营企业”。可对如何搞活国企,政府却并不完全有数。农村改革得益于“承包”,于是人们相信,工业企业也可仿效农村经验,“包”字进城,一包就灵。或许正是这种照搬,后来的局面,让人大跌眼镜。由于承包人急功近利,负盈不负亏,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不得不再度攻坚,废止承包制,转行股份制,并提出了 “抓大放小”的口号 。此次改革虽然重点突出,目标明确。而改革的结果,还是出人意料。企业不仅没“股”出效益,而内部管理也是新瓶老酒,依然如故。

第三次攻坚,是1997年国务院提出“国企三年脱困”。起初,是想让3000家大中企业扭亏为盈,其后调整为1000家,而最终敲定为512家。对这512家企业,从不良资产剥离到资产重组;从债转股到减员增效,政府可谓煞费苦心,招数用尽,但至1999年末,到底还是事悖人愿,企业经营仍不见起色。鉴于这种情况,于是中央又提出,国有大企业也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国企久治无效,难道就真的是无药可医?有一种说法,国企搞不好,是因为所有者缺位。可是我们有谁见过,国外有哪家上市公司所有者是完全到位的呢?事实上,所有者到不到位不是关键,关键在企业内部是否有制衡机制。如果有制衡,即便所有者不到场,企业照样高效运转。这一点,中央其实早就看到了,党的十五大强调:法人治理结构,才是公司制的核心。对国企改革,笔者已思考多年。我的看法是,国企改革要成功,必须建立一种闭环的制衡机制。

  一般地说,企业有三个权力主体:股东会,董事会,经理班子。在这三个机构之中,股东会作为出资人,拥有最高监督权,但不能直接决策;董事会拥有最高决策权,但不可经营;经理具有最高执行权,但必须秉承董事会决策。企业权力这样分置后,为使三方用权而不越权,一种有效治理的安排:是由股东会推选董事,董事会聘任经理。一句话,就是让每个人的饭碗,都不端在自己手里。经理的饭碗,在董事会手里;董事的饭碗,在股东的手里;股东的饭碗,在经理的手里(经营亏损最终得由股东兜底)。这样一来,只要有人玩忽职守,不管是谁,饭碗都可能被砸掉。

  这种砸饭碗的机制,就是现代公司治理的内核。假若以此为镜反观国企,其治理缺陷一目了然:首先,国企的董事长与总经理,同受政府委任,而且同一级别,董事长砸不了总经理的饭碗,总经理也不受董事长的节制。其次,由于国企大多由政府独资,或是一股独大,表面上看,政府作为出资人向企业派董事长,似也无可厚非。但想深一层,政府在这里其实只是个名号,实际操作中,行使权力的并不是政府,而是政府的少数官员。只要董事长把这少数人搞掂,他的饭碗就确保无虞。可是,在一个企业里,如果董事长、总经理都高枕无忧,那么企业的治理结构,必定是好看不中用,形同虚设。

  还有,按目前的国资管理体制,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不仅管着资产,而且还管人管事。这样,也带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央一直强调要政企分开,可国资委原本是政府部门,那么它对企业吆三喝四,管人管事,岂不是典型的政企不分?第二,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但毕竟只是代表,不是真正的出资人。而且政府出资与自然人出资也不同,自然人出资,企业亏损由自然人负赔;而政府出资的企业亏损,则由全体国民分摊。于是笔者不禁要问:国资委大权在握,管人管事管资产,万一管坏了怎么办?国资委的官员能否担责?假若不能担责,那么我们凭啥要把权力交给他们?

  由此可见,国企治理失灵,要害在政府。一是政府股权过大,致使投资主体单一;二是政府权力过大,又不负连带责任。所以今天国企的问题,是痛在企业,病在政府。若要规范企业治理,最好的办法是对政府加以管束。说得更明确些,就是要借助一种制度设计,看住国资委,实行连带责任追究。两年前,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曾提过一个思路,即鼓励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联合,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我体会,中央的用意,就是想通过股权多元化,改组股东会。然后在股东会里,由其他所有者来牵制国资委。

  应该说,中央的这个思路,不仅是对症下药,而且也务实可行。可惜的是,近两年的股权多元化改革,却始终只听雷声,不见下雨。尤其是去年“郎顾之争”后,人们对产权改革,更是瞻前顾后,顾虑重重。是的,国有大企业搞MBO,目前法规还不健全,条件也不成熟,过早施行,容易出现监守自盗、国资流失。但是,搞股权多元化,绝非只有MBO一途。企业间的资产购并、股权互换等,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事实上,只要我们开动脑筋,大胆试验,还会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摸索出来。总之,国企改革走到今天,股权多元化,已是最后的关隘,要是能闯过这一关,往后的路将是一马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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