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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京的博客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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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

职业:教授 位置: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个性介绍: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安乡人。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主讲教员。著有个人专著《国际投资论》、《中国经济难题》等多部,近年来撰写出版的《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学》、《与官员谈中国经济》、《与官员谈经济政策》、《与官员谈经济学名著》、《与官员谈西方经济史》等,在国内广大党政官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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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政府的突破口  

2006-12-22 20:57: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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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倒不是说,机构改革有阻力,政府体制就不能改。而是说,政府改革要有作为,必须另辟蹊径,重找突破口。其实,改革政府,并非仅有机构改革一途,而且改革政府,也不一定要先改机构。比改机构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角色定位。 

   经济改革每走到一个关口,改革政府的诉求就愈加强烈。过去20年里,政府改革曾几度启动,但改来改去,结果皆不尽人意。机构越改越大,人也越改越多。人们要问:政府改革为何屡屡不能得手?回过头看,改革突破口的选择,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任何一种改革,说到底,都是利益关系的重新洗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若人们支持某项改革,那一定是改革带给当事人的收益,要大于他的损失。否则,他不仅不会赞成改革,反而会站在改革的对立面,或冷眼观潮,或出手作梗。遇到这种情形,除非有外力推动,不然改革只会雷大雨小、无果而终。 

  农村改革是一例。家庭联产承包,起初只是安徽小岗村农民的私下行动。可后经中央高层首肯,顷刻由点到面,亿万农民一呼百应。所以如此,是因土地承包能让农民吃饱肚子,大家有改革的积极性。国企改革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职工原本没有改的动力,可此项改革始终由政府操刀,由于有外部的压力,企业改革也是可圈可点、成绩斐然。 

  以往政府改革的困难,恰恰就在于政府当事人对改革既无动力,又无压力。前几次改革,基本上都是撤庙赶和尚,以精简机构为重点。设身处地想,政府一旦撤并机构,意味着现在某些官员就要下岗。这等切肤之痛的事,谁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呢?近些年,学界对官员的“铁交椅”口诛笔伐,群起攻之,可学者中又有多少人肯放弃职称终身制?学者的终身制不肯废,坐机关的又怎肯丢饭碗? 

  说机构改革无压力,那是因为在政府之外,还找不到一种力量逼使政府成事。事实上,机构改或不改,何时改或怎样改,旁人虽有话语权,尽可以提建议、出思路,但定夺权却在政府手里,最后得由政府说了算。比如你可以写文章,也可以去做演讲,但若你去告诉政府某部委的官员,说撤销他们部门有多重要,有多少好处,他们会赞成你吗?恐怕是与虎谋皮,徒劳而已。 

  倒不是说,机构改革有阻力,政府体制就不能改。而是说,政府改革要有作为,必须另辟蹊径,重找突破口。其实,改革政府,并非仅有机构改革一途,而且改革政府,也不一定要先改机构。比改机构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角色定位。是的,机构臃肿,会减低政府效率,加重纳税人负担,机构迟早得改。但当前政府的突出问题,还不是机构,而是职能错乱,是政府种了人家的田,荒了自家的地,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管了一大堆。 

  那么,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担当怎样的角色呢?亚当·斯密曾说,政府是守夜人,负责维护国家的安全。而弗里德曼则说,政府是仆人。既然是仆人,就不仅要维护安全,而且还要当保姆。1979年,弗里德曼与夫人合作出版了《自由选择》,在该书中,他把政府职能明确划定为四项,即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服务、济弱扶贫。从亚当·斯密到弗里德曼,其间经过了200年,政府职能虽有变化,但政府的角色却没变,她担当的始终都是配角而非主角。 

  是的,政府由纳税人供养,本来就该鞍前马后地服务。可长久以来,我们的政府却高高在上,甚至对纳税人颐使气指、吆三喝四。这就好比你家里从劳务市场雇回一个保姆,可保姆请来后不肯买菜做饭,不肯带小孩拖地板,她要做的,就是控制“审批权”。菜还得你自己买,饭也得你自己做,所不同的,是你今后买菜做饭之前,必须先打报告,请保姆审批。保姆批准后,你才能买、才能做。试问,你会乐意请这样的保姆吗? 

  当然不会。既然你不乐意,心同此理,纳税人也不会希望政府成为审批者。遗憾的是,尽管上世纪80年代政府就说要转变职能,迄今多年过去,政府某些部门仍还把着审批权不放。而且经济中的许多问题,差不多都与政府审批有关。想想吧,大大小小的重复建设,骇人听闻的豆腐渣工程,哪一个不是政府审批出来的?因此,改革政府,当务之急是要改革行政审批。 

  把“改革审批”作为突破口,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兵不血刃。相比撤并机构,改审批制无需官员下岗,不会造成大的社会震动,这样,改革阻力就会小得多。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说穿了,是因为“权能生利”。假如我告诉你,政府今后不再有审批权,那你还会削尖脑袋进机关吗?至少我看不出,审批权取消后,公务员会比我当教员强在哪里。 

  可以想见,审批制改革一旦成功,机构改革便可顺水推舟。几年前,我曾去南方几个省做过机构改革调研。机构改革的难度,确实不为局外人所能想象。干部能进不能出,令机构改革举步维艰、尤为敏感。假如我们能换个思路,先改审批制,对政府釜底抽薪,那么迷恋机关的人就会大大减少。如此,机构改革的效果定会事半功倍。 

  所幸的是,把审批制过渡到备案制,如今已成中央的大政方针。中国加入世贸,国际社会也要求我们取消审批制。看来,改革行政审批,乃大势所趋。晚改不如早改;让人逼着改也不如自己主动改。但愿各级政府部门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以改审批制为突破口,创新管理方式,将政府改革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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